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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？
满清文字狱，一开始在康熙朝就有，但不多。雍正朝有不少主要是雍正看不上的大臣，平民较少。像曾静那样的在雍正朝都能活下来。但是到了乾隆朝时期，不但汉族大臣，士大夫受文字狱的牵连。就连满蒙八旗子弟，大臣也成了受害者。可见文字狱之灾给整个中国造成的损失。就更别说乾隆借着修四库全书人为删改了一万多部书籍，三千多部书消失了。三千多部戏曲被人为更改，六百多部戏曲也消失了。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损失，而且还是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事件，不是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事件，也不是汉朝的“罢黜百家，腰斩杨恽”事件，而是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焚毁书籍和文字狱案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禁书、毁书和文字狱，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，到查禁《史记》、苏轼乌台诗案等，类似的事件代有发生，但其规模都远比不上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。
清代，满族入主中原，屡遭汉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抗。为了打击排满情绪，维护清朝的统治，清朝统治者制造了多起文字狱，用以打击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。早在康熙、雍正时代，凡案中查获违禁的“逆书”，都一律予以销毁。但是，这仅限于个别人和个别地区。
到了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乾隆皇帝一方面打着“开四库之馆、求天下之书”的旗号，说是“开四库馆”，为的是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另一方面则居心叵测地行“寓禁于征”之实，大量禁止和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图书典籍，并且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过程中，以统治者好恶肆意篡改众多诗书文献的内容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八月，乾隆皇帝颁谕各地：
“明季造野史甚多，其间毁誉任意，传闻异词，必有诋触本朝之语，正当及此一番查办，尽行销毁。”
并指示将清洗的重点放在江、浙两省，对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等地也不能放松。谕旨下达后，各地督抚奉旨查办，对明末清初之书查禁尤严。当时，访查书籍颇为卖力的有：江西巡抚海成，两三年间毁书即达八千余部；浙江省总计奏缴二十四次，毁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；其他各地官员，也竭力苛细搜求。但乾隆皇帝仍不满意，又于乾隆五十七年(1792)再次下谕，要各地严加查禁。
乾隆毁书的另一个特点，是把“寓禁于征”和兴文字狱结合起来。乾隆四十二年，江西王锡侯《字贯》案发，朝廷借机搜访一切违碍书籍，并对查办此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海成治以重罪。一时，各地官员更是细加搜求，把禁书无限扩大，从开始限于明初的野史、诗文、官员奏章、记事等，扩大到所有的信札笔记、诗文杂著，乃至小说、戏曲和地方志等，并把毁禁的上限上溯至宋元时期。就这样从查办文字狱而大量禁书、毁书，又从查缴禁毁图书而大兴文字狱，实行大规模的文化洗劫。
乾隆皇帝下令查禁销毁图书的活动持续多年，致使全国大批图书、文献典籍被查封、焚烧，大批犯忌人员惨遭杀戮，并牵连众多无辜。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，无论从范围、规模看，还是从洗劫后果看，都堪称中国之最。
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。。
写出这种诗来那就闯大祸了，无论腹诽还是请君入瓮都赶不上这玩意惨烈，毕竟前者怎么都可以说是文学创作，后者属于惨烈的政治斗争。把政治斗争强加到文学上，人的脑瓜子就别转悠了，做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活死人也不过如此。
名义上的、课本上的说满清是封建农业社会，看看文字狱这类思想禁锢，再看看留长辫子裹小脚这类肢体禁锢，倒不如说又退步了，退步到了封建农奴制社会更合情合理些。
一个人说不好听的不可怕，一群优秀的人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、不约而同说不好听的才可怕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欧的拿破仑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北美的罗斯福、从中欧移居北美的爱因斯坦、东欧的托洛斯基，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不好听的，那是不是得稍微反思一下自己了啊[玫瑰]
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明白自己非正统，终究是武力得来的江山，天下始终不是暴力可以驾驭的。
第一。这就好比一个土豪，即便有钱了，带上大金链子小手表，开着豪车，住着大别墅，但是文化底蕴始终跟不上。
第二。又好比一个人突然小人得志了，就处处打击比他优秀的人。
结论:人越害怕什么就越极力掩盖什么，因为清朝的的统治者自身的不自信，就近乎疯狂的迫害文人，一个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的年代，自然是无法跟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明代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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